（通讯员 胡耀文）9月16日，香樟经济Seminar（武汉）第三期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如期举行。本次Seminar围绕中国经济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化新趋势等中国经济相关议题选取了7篇论文作为主要交流论文。此次活动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环境优美、设施一流的会议场所，而且为本次Seminar提供了相当周到的后勤保障工作。该院的周记顺老师主持了这次活动。

第一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毛海欧，她报告了题为《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工作论文。 

     毛海欧基于对中国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不断提升但分工地位却处于低端环节的思考，在Long et al.（2005）的理论模型上进行拓展，运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一是全球生产网络中心位置提升增加了获取知识资源的机会，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二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中介变量，生产网络位置变化会影响知识获取机会和效率，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研究还发现，一方面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更强，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是导致高端服务业结构失衡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亚太和欧洲生产网络位置具有差异化，欧洲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有利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亚太生产网络中心度对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讲师毛海涛老师，他做了题为《垂直结构、资源误置与产业政策》的报告。 

毛海涛就我国现有产业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实施“抓大放小”政策之后，中国逐渐形成国有企业位于上游，民营企业位于下游的“垂直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导致资源误置。之后又采取的“交叉补贴”——“上游补贴，下游征税”政策，使得下游企业进入数量持续减少，加剧了“垂直结构”带来的扭曲。他认为“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政策通过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可以有效减缓垂直结构带来的扭曲。

毛海涛通过构建一个只存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两部门封闭经济体模型，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和Ottaviano的取值方法，设定指标衡量工业制成品与农业计价物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工业部门内部商品的差异性，利用效用函数求出需求函数、反需求函数，分别求出下游民营企业和上有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从而得到均衡的中间投入品价格。研究表明：随着民营企业进入下游产品市场的数目增加，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会随之增加，当民营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时会停止进入，但是若选择继续进入仍然会增加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即上游国有企业和消费者从下游民营企业中抽取了一部分垄断利润，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中心的石军伟教授，他做了题为《工业发展与出口质量——来自42个大国的经验证据》的报告。

 石军伟首先指出本文的研究动机，他表示，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的大背景下，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在数量上保持持续的增长，但却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环节，因此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石军伟通过对现有理论机制发展进行梳理，提出三个主要的假说：假说一是工业发展水平与出口质量正相关；假说二是在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要强于工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假说三是在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的贡献要强于在工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就三个假说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推论：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始终对其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二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显著地正向提升了FDI对其出口质量的贡献，但在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类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显著地正向提升了HC对其出口质量的贡献，但发达国家却不具备这个效应。

 第四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万千，他报告了他的工作论文《The Effect of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万千指出，中国的教育扩招是一个激进的、未被预期的政策，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却缺少相关的研究，而且国外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通过使用CHIP2007-2013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年限来衡量代际流动，教育扩招降低了代际继承（ITE），也就是提高了代际流动，同时ITE与高考录取率呈倒U型关系。以教育质量（高考分数）来衡量代际流动，教育扩招对ITE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高考录取率对ITE没有显著影响。

 第五位报告人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周泳宏副教授，他作了题为《Language Chose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Regime Alternation of Hong Kong》的主题报告。

 周泳宏首先指出文章研究动机：一方面，已有大量经济学家认为孩童及受教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早年生活的特别经历对其未来的社会经济学后果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文献更集中于讨论历史事件对个人生理发育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然而，鲜有文献研究人在形成价值观时期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其价值观和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泳宏基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个事件来研究政治变迁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香港居民语言选择的同辈效应，以及用来识别文化与种族背后的政治记号。

周泳宏基于2011年及2006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分别使用DID和DDD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从不同教育阶段和人口收入差别两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结论主要有：一是在上学阶段发生的政治事件对其未来人生的个人行为和思想有重要且长期的影响；二是那些在上学阶段经历了香港回归事件的香港本地人更乐于选择讲普通话，这种同辈效应在上小学阶段时经历的人群以及低收入和失业人群更加显著；三是上学阶段经历了香港回归事件的香港本地人更乐于选择讲普通话这种同辈效应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并未延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过去十年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导致地区和文化的记号更加明显。

 第六位报告人是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张天顶副教授，他以他的最新论文作了题为《价值链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报告。

张天顶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链活动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通过构建理论假说实证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多国嵌入性对中国企业重构GVCs治理模式的影响作用。遵循Melitz开创性研究提出的“选择效应”理论预测，他提出如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生产率差异影响着企业在海外的选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模式；假说二：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企业通过多国嵌入性有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张天顶运用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及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进行数据匹配，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重构作为分类变量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多国嵌入性对于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测概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作用。全球范围内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多国嵌入性有助于企业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利于企业沿着价值链进行治理模式升级。

 第七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苗双有，他就其研究论文作了题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报告。

苗双有通过运用中国2000年至2006年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以及中国商品进口情况的数据，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初步研究结论有三点：一是中间品关税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可以为线性关系，也可以是U型关系，而这取决于初始中间品关税的高低；二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通过成本渠道和竞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三是分析以上两渠道的作用方向以及作用大小能解释中间品关税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何种关系。在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一方面存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成本渠道和竞争渠道；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间品关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U型关系。

在研讨过程中，与会人员发言踊跃、评论热烈，围绕各位报告人的研究成果，从模型设定、推导过程、总体逻辑、方法选择、变量测量、研究背景、改进方向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友好而有建设性的讨论，为工作论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建议。